 來到納卡拉
我們的資源何其有限，人們對醫療的需求又是何其龐大。從那天起，當我在清晨走路到醫院上班時，愈來愈常想到：這裡的醫生人數和瑞典相比差太多了。我心想：今天有待我處理的工作，相當於瑞典境內一百個醫生的分量。所以……我該以一百倍的速度為每個患者看診呢？還是說，我只能在一百名患者中挑出一人呢？我每天都得在兩者之間採取折衷方案。 不過事實上，已經罹病卻從來不曾到醫療單位或醫院看診的病患，數量極為驚人，而我們的醫院規模也很小。我們手邊五十個床位總是客滿，其餘的患者只能躺在地板上。但限制我們提供醫療措施的並不是床位數，而是我們這些醫療人員的質量與數量。我有兩年多的執業經驗，少數莫三比克護士只上過四年學校、接受過一年的職業訓練，剩下的職員則有半數以上目不識丁。 就算瑞典境內有一百個醫生來照料我手邊必須應付的人數，莫三比克的嬰幼兒死亡率可又比瑞典高出一百倍。當你面對一百倍的需求，又只能使用百分之一的資源，你該怎麼辦？ 了解我們的資源何其稀少，並且以最佳方式使用手邊的資源，成了對我的一項挑戰。這和了解鄉間居民終其一生擁有的資源何其稀少一樣困難。基本上，每個人都處於赤貧狀態，他們幾乎把所有的資源都用來養家活口；而在許多日子裡，他們仍然沒有東西吃。漸漸地，我被迫認知到自己太過好高騖遠。職員和居民努力將我的期望拉低到一個合理的水準，但這個「合理的水準」卻遠低於瑞典醫學院的教育所灌輸給我的目標。百倍的需求、百分之一的資源，表示病患與資源的比例差距達到一萬倍。一萬倍哪！我得承認，為了調適自己、了解自己該如何應付這種差異所做的種種努力，對我的大腦造成了創傷，我稱之為「我的一萬倍創傷」。 關於大眾資源匱乏的心理學，使我更為深入地認識自己。你會以為自己生命中的價值是絕對的，你不覺得自己會蓄意打死一個小偷，直到你被推到臨界點為止。我們原有兩輛救護車，某天夜裡，有人鑽開其中一輛車的探照燈座，偷走了白熾燈泡。這表示那輛救護車再也不能在夜間出勤了。 這起竊案使我感到濃厚的恨意。要是我逮到那個小偷，我擔心我會打死他，就像當初我準備撞死那個偷走我們畜養的鴨子的竊賊一樣。那些鴨子是孩子們的開心果，在這個由中央政府管控、平民難以取得食物的計畫經濟體中，牠們更是我們的肉類來源之一。但是某天夜裡，安妮塔被鴨子的吵鬧與尖叫聲吵醒。她探頭朝窗邊一望，看到有竊賊正在偷鴨子。他很快就衝出鴨舍的門口，我開車緊追在後。突然間，他出現在我前方的路上。我踩下油門，衝過街角，繼續加速。 「幹！他甭想偷我們養的鴨子。」我腦中響過一個聲音。 這時我意識到：我正準備要撞死他。我及時冷靜了下來。 那個竊賊趕緊溜進一個街角，消失不見了。算他走運。在沒有司法體系的社會裡，人們動用私刑的方式可是很殘酷的。 ／／／ 我們的瑞典朋友在我們家前方剎車，笑著從車內走出。我們的住處並不難找。 「我們遵照你們的指示，問大家醫師住在哪裡。他們全都指對了耶！」 這對夫婦週末前來拜訪我們。他們與我們年齡相仿，也是透過同樣的招聘機構，準備到兩百公里外的楠普拉大型省立醫院任職，最近才抵達莫三比克。他先前在新生兒部門擔任小兒科醫師。 家裡有訪客是很美妙的事。我們都很想講話，也渴望與能夠了解我們處境的人對話。我們聊得太投機，以致這頓午餐拖了很久。大半時間我們都在比較雙方的工作場所。 「我底下所有的護士都沒受過專業訓練。」他說。 「我有一半的職員不識字。」我回答。 我們繼續以一種相當男性化的方式各說各話，不過事情仍然很清楚，我們工作上獲得的資源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而情況也必然是如此。省立醫院必須培訓出新的醫療職員，前提是醫療體系必須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厚實、暗褐色的大門門板上傳來的劇烈敲門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由於電話不通，一位護士徒步從醫院走到我家，請我出動。原來是院裡來了一名患有重病的孩童。 我們驅車前往醫院。我朋友跟我借一件白袍穿，和我一起去看看醫院的情況。我們踏進狹小的急診室時，見到一名母親；她的雙眼充滿驚恐，努力想給一個極其瘦弱的孩子餵母奶。這個才出生幾個月的小孩雙眼凹陷，幾乎毫無意識。護士表示，這個孩子有嚴重的腹瀉。我先用手指在小孩肚子上捏出一個皺褶，鬆開手以後皺褶仍未散去。診斷結果很明顯：這孩子由於不斷脫水，即將死亡。 小女孩現在極度虛弱，已經無法接受哺乳。我將一根細管插進小女孩的鼻子，深入她的胃部，然後告訴護士應該使用哪些補液、劑量該定在多少。 我的朋友驚駭不已。當我差不多完成治療時，他抓住我的肩膀，將我拽出狹小的急診室。他在走廊上用充滿怒意的眼神瞪著我。 「你太不道德了！換做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絕對不會使用這麼低劣的治療法。這個患有重病的孩子需要立刻接受靜脈內輸液，你卻只使用細管提供補液療法，罔顧這孩子的性命。她會嘔吐，無法獲得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水分與鹽分。我看你是急著在晚餐前到海灘透透氣才會這麼做。」他說。 他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他還沒有被迫接受我已經體認到的殘酷現實。 「不。在這家醫院，這就是標準治療法。根據手邊資源以及包括我在內所有可調動的職員人力，我們就只能做到這樣。每個星期，我總得挑出一、兩個晚上回家吃飯，要不然我和家人在這裡是撐不了一個月的。你也許得花上半小時才能給這孩子打點滴。此外我也知道，護士很有可能不具備管理點滴的技能，這孩子可能完全得不到補液。用細管給予補液比較快。你得接受我們這裡提供的醫療水準。」 「不，我不接受。用細管來治療這個孩子，太沒有道德了。我打算為這孩子做靜脈內輸液，你休想阻止我。」我的朋友說。 我沒有攔阻他。醫生辦公室的一個櫃子裡，還有幾支給嬰幼兒打點滴時會用到的細針筒，我把它們取來。我朋友多次嘗試將針頭插入靜脈，卻一再失敗。然後他要求取來在小型手術中觸及血管所需要的設備，做了個小手術，護士也盡全力協助他；我則回家和家人以及我朋友的太太一起吃晚餐。由於沉重的工作量，我已經一連多天沒和家人吃晚飯了。之後，我才回醫院接這位同事。他費盡千辛萬苦，總算啟動了點滴，小孩的狀態略有好轉，但仍然沒有接受哺乳。 當晚我們徹夜未眠。孩子們就寢後，我和這位朋友坐在沙發上，針對最符合醫學倫理的措施，促膝長談。這是我們之間一次坦誠的對話。 「你得盡全力救治每一個到醫院看診的病患。」他說。 在牽涉到醫學倫理的討論中，數量是很重要的因素。當討論範圍限定為一名患者時，把事情做對並不困難。 「不對，投入所有的資源和時間，試著救治每一個來到醫院的人，才是不道德的。」我回答。 我解釋道：假如我多花時間，致力於改善基層的醫療服務水準、社區醫院與小型衛生處，我們也許能更有效地降低嬰幼兒的死亡率。我的任務是盡全力確保這座城市與其鄰近郊區內孩童的健康與存活。我堅信，大多數死於可防治性病因的患者，都是死在自己家裡。如果我們集中職員人力與資源，使醫院提供最優質的醫療服務，接受疫苗注射的孩童人數將會減少，社區醫院人力會更加欠缺，孩童的總死亡人數將會遽增。對於在我面前死掉的孩子，以及沒有在我面前死亡但之後卻仍然死掉的孩子，我都有責任。面對手邊拮据的資源，我不得不接受醫院的治療水準低落，導致事倍功半的事實。 我的朋友不贊同這種看法，他的立場和醫院裡大多數的醫師和群眾相近。他認為，身為一個醫師，面對每一位前來求助的患者，都必須全力以赴。 「你認為自己能救助更多身處其他地方的孩子，但這不過是理論性的猜測罷了。」他說。 大約到了這個階段，我就不再爭辯了。但我心想：徹底研究你的努力在哪些地方能夠救助更多人，豈不是比全憑感情行事更合乎道德嗎？ 有一天，我面對一名臨盆的婦人時，這個想法引導了我。生產過程已邁入第二天，胎兒卻堵在產道內，手臂被卡住──有人拉動過胎兒的手臂，嘗試將胎兒弄出來。現在，那條手臂已經發黑，無法獲得血液供輸。那條已經毀掉的手臂必須截肢。胎兒還活著且仍有心音，但母親高燒不退。子宮破裂的風險極高。 我在檢查時注意到，胎兒的頭部朝下，位於產道裡。我可以感覺到，它離產道出口僅有幾公分。情況非常緊急。 守則告訴我們：一名臨盆婦女的生產過程，不會拖過兩天。在正常情況下，助產士會建立一份特殊的病歷表，每小時觀察並記錄產婦的狀態，這就是所謂的「產程表」。我在一張紙上自行繪製產程表。我將紙上一半面積塗成黑色，另一半則保留為白色，用以區分日夜。每過一個時辰，我就將紙片撕去一部分，當紙都被撕光時，就不得不採取某些行動。要是產程拖入第三天，那就跟戰爭沒兩樣了。到了那個時候，就非得把小孩弄出來不可，母親就像戰爭中的傷患，那就是災難情境下的外科手術，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醫學領域。我的工作就是，在一定程度下，學會處理這種情況。 當時我心想：該怎麼辦呢？ 為了救這位母親，我意識到我得殺死胎兒，也就是所謂的「將胎兒肢解」。我沒有正規的器材，但還是取來一把長柄剪刀，將它伸入囪門，劃開胎兒的頭部；他的腦子流了出來，胎兒死亡了。我將剪刀的手柄張開，順勢將胎兒的屍身拉出（他的手臂朝下），同時確保母親的子宮沒有破裂。接下來，母親的泄殖腔可能會開啟（陰道與盲腸之間的膈膜被毀，糞便將從陰道流出），因此當務之急是裝上導管。我必須非常謹慎，不能像一般情況下對導管吹氣，而是以手工輕巧地將導管縫上。隨後她必須接受完整、妥善的照護。 如果這位母親能夠挺下來，就能健康回家，和自己的其他子女重逢。但要做出將一名活生生的胎兒「肢解」的決定，是很難受的。殺死胎兒的決定是正確的嗎？是，在這個情況下，那是正確的決定。最困難的不是做評估，而是在必須評估時，下定決心。 生產是非常戲劇化的過程。一開始，一個健康的人來到醫院，滿心期望和親愛的寶寶見面；兩天後她就已經身處煉獄中，在鬼門關前徘徊。 你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勇於做出這種決定的關鍵，是能夠對自己說明：你遵守的是哪些原則？你為何選擇這麼做？ ／／／ 身處混亂中的我們需要規則。我們不會出借自己的私人車輛來載運患者，也永遠不會將患者安置在自己家裡。如果不能維持家中的秩序，我們就沒法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 我在醫院時，也積極推動公共衛生。有一天，我為一名想用奶粉餵小孩的女士看診。她或她的丈夫可能受過一點教育，她的女用襯衫比其他絕大多數婦女的襯衫好看。她不僅比其他人乾淨，頭髮也梳理整齊。她項鍊上掛的裝飾物，並不只有玻璃珠，而且她還佩戴了耳環。 她用非常誠懇的口吻拜託我，是否能讓她取得奶粉。就算母乳遠比奶粉營養得多，奶粉的地位還是比母乳高。我很有禮貌地反問她：是否能讓我檢查她的胸部？她同意了。我是否能用手觸摸她的雙乳？是的，她也同意了。 我觸摸她的乳暈，馬上就發現她的乳房是有母乳的，施加適當壓力的話，乳汁就會從她的乳頭噴出來。我意識到，我有機會用一種詼諧的方式讓這位母親改變想法，而不是堅持用奶粉餵小孩。我用手蓋住那個乳房，非常輕柔地握住它，但手指仍固定在乳頭周圍，並將乳頭對準我的眼睛，輕輕地按壓。一道乳汁從乳頭噴出，直接噴中我的眼鏡。 「這可是絕佳的乳汁哪！」我高興地說。 這位年輕的母親不勝喜悅地叫了出來，對著我笑。我的臉上沾著她的乳汁。她從善如流。其中的關鍵是讓她感到驕傲。醫生有權力指引方向，強調某件在病患眼中看來稀鬆平常、無關緊要的事，但是你這麼做得花時間。我在莫三比克醫院做的大多數工作，都屬於公共衛生領域。你可以到處走動，以某種方式和各位母親交談；你在談完以後會知道，當這些母親搬到新的村莊時，她們會把你的理念傳遞下去。因為在這種環境裡生活的母親，會一連好幾個星期都在談論健康檢查以及健康檢查的過程。 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認同問題：我的定位是什麼？是單純治好眼前的病患，還是增加整個社會的健康程度？ ／／／ 醫療體系所做的努力拯救了生命。獲得治癒的個別病例強化了人們對醫生與護士的信任，進而使得這個社會能夠接納公共衛生措施。要想建立大眾的信心，你就得先獲得病患家屬的信任。當他們親眼見到自己罹患霍亂、奄奄一息的家人醒轉過來時，一切真是再清楚不過了。 在同一場霍亂疫情即將進入尾聲時，我在另一個村落裡深切體會到了這一點。我們在這個偏遠的農業區，和一個靈活、機動性高的團隊共同對抗疫情。我在這裡了解到，這個社會的赤貧是多麼根深蒂固。 我們在日落時分駕著白色吉普車抵達。我們的到來迅速引起村民的注意，還沒來得及停車，十幾歲的青少年就圍著車身跑來跑去。當我下車時，我看到遍及各個年齡層的村民聚集起來，人數愈來愈多，他們蜂擁而上圍向我們。 我們醫療小組裡那位會說當地語言（馬庫阿語）的男性護士正要準備介紹我們時，人群中響起了一陣呢喃聲，我只能聽懂兩個單字：「高醫生」（Doctor comprido）。這是我的葡萄牙文綽號，原因與生理結構有關。納卡拉市也就只有兩位醫師，我們兩人都是白人，也都來自瑞典，我比較高，而我的同事安德斯留著鬍鬚，所以我們成了「高醫生」和「鬍醫生」。但這是個我之前從未到過，堪稱位置最為偏僻的村落之一，村民們竟能認出我，這讓我很受震撼。我不記得自己曾經在醫院裡救治過任何來自這個村落的患者，而我們預防針注射機動團隊目前已經到過的區域中，也不包括這個村落。因此我們的護士雖然可以省略完整的介紹詞，他仍得口譯我在滿心驚訝中提出的問題。 「你們怎麼知道我是誰？我從沒到過這裡。」 一名男子沉穩地回答。他顯然就是村長。 「村民都聽聞過你的大名，你在這裡備受敬重。村裡所有居民都知道納卡拉的醫生。」 我當然覺得沾沾自喜，不過我還是狐疑地提出下一個問題。 「可是我不記得我曾經救治過來自這裡的患者哪。」 村長所掌握的資訊顯然比我多： 「嗯。兩個月前，一名無法生產的婦人被親戚背到醫院求診，你救治了她。她的家人和全村的居民，都為了你對她的幫助而感激你。這就是你在這裡受到歡迎的原因。」 任何聽到這番發言的年輕醫生，都會感激不已。我仍站在吉普車旁邊，詢問當初那名婦人的生產過程是否很複雜。護士口頭翻譯了我的問題。是的，整群人點點頭，嚴肅地咕噥著某些我聽不懂的話，證明她當初生產時的併發症是如何棘手。 在經過一星期艱苦、令人挫折的霍亂防治工作以後，對於自己已然成為區域性名人以及擁有幹練婦產科醫師的頭銜，我已不再大驚小怪。這時圍觀的村民已經超過五十人，我最後一次向他們尋求確認。那次生產過程實在非常棘手，所以，他們是否真的對我在醫院向那名婦人提供的醫護措施感到滿意？護士替我口譯。人們微笑著點點頭，表示贊同地呢喃著。我所提的下一個問題，就非常直接了。 「我是否能見見這位女士？」 但這句話被口譯完以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陣漫長的沉默。我以為這陣沉默是口譯中的錯誤所導致的。不過村長打破沉默，給了一個簡短的答覆。 「不，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你嘗試從她子宮裡取出小孩的時候，她就已經死亡了。」 這是我所聽過最令人不解的答案。我實在不敢相信，所以再問了一次。這次的答案比較詳細，但意思完全不變。 當這位婦人在村裡生產時，最先脫出母體的是胎兒的一條手臂，然後小孩便塞在母體中。傳統的助產士為了將胎兒弄出母體，試過所有不同的方式。她們試著拉動胎兒的手臂，導致胎兒的皮膚脫落。到了這個地步，那名婦人的丈夫和兄弟決定，即使當時村裡沒有任何運輸工具（連腳踏車都沒有），還是得送她到醫院。 他們用兩根長木樁和一大塊布製成一座擔架，將她放在擔架上，走了二十公里，穿越樹林，來到海岸邊的礫石路。最後，他們順利攔下一輛路過的貨車。他們將擔架抬起，放進貨車的貨櫃裡。破曉時分，他們終於抵達醫院。「高醫生」和他們談話，確認婦人有生命危險，於是他將胎兒的屍身切成數塊，嘗試將當時已經夭折的胎兒弄出子宮。然而，那名母親突然大量出血，不治死亡。所以你現在見不到她了。 這段恐怖的故事是通過口譯，一句句講述給我聽的。這使我想起了那件事。我會永遠記得，自己當時在搶救這名高燒不退、嚴重脫水母親的努力，有多麼枉然。在這起病例中，將胎兒「分屍」雖是必要的措施，不過一切都太遲了。她極度虛弱，持續過久的陣痛期已經使她罹患了重度敗血症。她的子宮在我試著取出胎兒時破裂，隨之而來的大出血立刻要了她的命。這結局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時面對婦人的家人與鄰居的我，仍然無法擺脫濃重的罪惡感。 村長再次表示村民對我來訪的滿足，算是為這段說明作結。對於其中的原因，我已經毫無疑慮，腦海中一片困惑的我，只能為他們的心滿意足找到一個原因──他們終於等到這個殺掉我的機會了。我從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從驕傲的頂峰跌落到恐懼的無底深淵。我沉默無語。當時的我看起來一定嚇得要死。所有人都紋風不動，大家只是繼續面露微笑。我謹慎地評估：到底要不要請司機重新上車，載著我迅速離開此地？但此時圍觀的人潮已經從各個方向包圍車身。我緩緩靠向那名能說兩種語言的護士，問他： 「那名婦人在我替她看診時死了，他們為什麼說對此感到滿意？你了解這是為什麼嗎？」 「不，我不了解，這很荒謬。我該問他們嗎？」 我沒有答腔，不過他依然向大家提出了這個問題。許多人開始異口同聲地回答，直到村長喝令他們安靜，自己開始回答為止。他的回答清晰而緩慢，但我完全聽不懂，只能等著口譯。 「噢，醫生，我們都理解當時的情況很險峻，要救回她的性命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對你照護她的方式，我們仍然很感激。全村的人都為了你的所作所為而感謝你。為了這件事，他們將會永遠記得你。」 我一頭霧水，根本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情況。當時的我，想必低語著：「我到底做了什麼？」之類的話。 這名護士開始口譯。村長的聲音相當強硬，村民的呢喃與讚許聲讓他的聲音聽起來更加堅定。直到今天，我仍記得每一句口譯出來的答覆： 「你為這名婦人和她的家人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遠遠超出我們這個偏僻荒遠、貧困至極的村莊居民的預期。我們一直認為，大城市醫院裡的醫生是重要人物，絕不會為一名來自鄉村的貧困婦人這麼做──你向她的家屬致上個人的哀悼之意後，穿過醫院前方的庭院，攔下當時正準備開走的疫苗注射車。你請司機將這名婦人的遺體運回她家中，以便安葬。你給婦人的丈夫一大塊乾淨的床單和另一片比較小的床單，讓他能夠包覆自己妻子的遺體與小嬰孩的屍塊。你也允許婦人的丈夫和兄弟一起搭乘運屍車回家。他們在下午回到村裡，使我們得以在晚上舉行體面的葬禮，讓她全家人和全村的人都能夠出席。在艱困時刻還能這麼尊重他人尊嚴的人，是會被銘記在心的。你和司機都沒有索取運輸費用，而我可以老實告訴你，這位婦人的丈夫和兄弟都窮到負擔不起運屍的交通費。如果不是高醫生幫忙，他們就得挑著死屍，走上整整一個晝夜。 」 在我曾經見過的所有苦難中，這次的經驗，對說明赤貧在現實生活中的意涵，是再鮮明不過的例子。身無分文的現實，會將你最基本的尊嚴剝奪殆盡。 但這個悲傷故事裡最關鍵的情節還沒有出現──村民其實是為了另一個人的所作所為而感謝我。當那名婦人死亡後，我厚著臉皮見了她的丈夫與兄弟，向他們表達最深沉的哀悼之意。但當時的我可完全沒有想到，要用擔架將死屍挑回老家安葬，是多麼沉重的挑戰。 當我匆匆和婦人的丈夫與兄弟說完話以後，有人從後方抓住我的手臂。是羅莎老媽（她以前也多次這麼做過）。她嚴肅、低聲地說道： 「你有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挑著她走了一整夜，沒吃東西、沒有睡覺，更沒有錢？」 我真的沒有想到。 「你現在應該開始想想，他們該怎麼做才能將遺體送回那座遙遠的村莊，以便舉行葬禮。」 我無語地聽著她的指令交付道： 「你現在到外面去，攔下那輛準備要開走的疫苗注射車，交代司機，要他將這兩名男子、婦人和小嬰孩的遺體運回家。如果你不幫幫他們，下次那座村莊要是再有一個生產不順、需要醫療照護的婦女，恐怕就不會到這裡來了。我看那輛車已經塞滿東西了，趕快用跑的過去。」  善行與真理一樣，是「追求」的對象，而不是我們所「擁有」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似乎覺得自己能「擁有」善惡，可是經過反覆思索後，就會發覺：原來以為很確定的信念，會在很多情況影響下發生變化，並不像原來那麼確定。善行也一樣，原本以為做出一項善良的行為是很篤定的，可是在面臨幾種情況的挑戰與衝擊後，就會發現：自以為很堅定的善行，其實並不如當初所想的那樣。
我舉一個日常生活再普遍不過的例子來說明。「開卷有益」，是我們認為對的，而且正確的事情。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讀書準沒錯。當我們認定這句話所說為正確，並且要求他人讀書時，如果能再想想，就會突然發現：讀什麼書？怎麼讀？為什麼要讀？這些問題會使得「開卷有益」這句原來篤定沒有錯誤的事情，變得複雜起來。這意思是說，很多事情在經過我們細想後，就會發覺：原來很確定的價值判斷，出現了不確定的感覺。事實上，在進行道德判斷的過程中，這種感覺經常出現，導致我們認為要維持道德判斷的正確性，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許多人而言，從事善行義舉前，要區別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要分辨是非、知曉好歹，似乎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是透過直覺就能判斷的事。但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我們的直覺並不是中立且客觀的，它其實是後天的，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所接納的傳統、文化、風俗與習慣養成的。 所有人都一樣，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外在事物的認知，與腦海中所建立看待事物的基本態度，都深受傳統、文化、風俗與習慣的影響。在認知逐漸成形的過程中，這些影響不僅讓我們得以掌握對事物的看法，也形塑了判斷的能力。日常生活裡，這些看法與能力不斷交互運用、相互浸潤，並在兩相結合之下，讓我們慢慢建立起認知事物的基本態度。 其實，人在做出判斷時所面對的困境與兩難，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說，進行道德判斷表面上看似容易，但在深層意義上，其實是很困難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因為我們有天生的善惡感，先不管這種感覺是先天還是後天的，一旦事情發生了，就會很自然地對這起事件產生好壞善惡的感覺。那麼，做出道德判斷的困難又在哪裡呢？在於人們對於善惡的期待很高，希望能無限地明辨它們；但我們也很容易失望，因為人是有限的，要想實現任何無限的期望，都是很不容易的。 正因為人是有限的，所以進行判斷的時候，經常不自覺地依靠相對性的標準。例如，民族主義讓人熱血沸騰，但對於分屬不同民族的人民來說，就會做出不同的論斷，使得我們往往陷入相對主義中。做出相對的判斷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我們對於善惡的分辨具有永恆的要求，不會因為換個地點，或選擇不同時機而出現改變。這是我們在生活中經常碰到的例子，也說明做出道德判斷是困難的—至少它讓我們容易陷入兩難的局面。 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判斷標準一直受到傳統、文化、風俗與習慣影響的人來說，要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是件非常困難的事。這個人在成長的環境中，受到各種因素左右，卻又希望在這個封閉環境下所判斷出來的結果，能夠是正確的、有效的，以及普世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因為如何在文化與文化的相對性之間，找出超越文化、達到真實的道德判斷，是我們對善惡判斷應有的認知與理想，卻不是一個容易實現的目標。 整體而言，身處道德判斷的困境與兩難時，斯多噶哲學可以讓我們從有限的生存環境獲得超越，與安身立命的生活指引。在談論斯多噶哲學時，我們需要強調的是「超越有限性」的概念。這裡的「超越」並不是達到某個終極性目標，而是釐清生活中的無知、避免不悅的情緒、轉換人生的態度，並獲得幸福的生命。這說明了斯多噶哲學不但能直接回應我們生活中最關心的問題，它所提供的答案也極為有用。 ＊為什麼斯多噶哲學「有用」？ 我一直認為哲學要「有用」。哲學未必能帶來名利，但它可以滿足生活的需求、回應內心的期待、解決生命的問題。這並不是我們哲學工作者自我安慰的說法，而是我深深感覺到，伴隨著工商業社會的發展，社會已經從物質享受，慢慢步向精神層面。我們不再因為沒有享受物質生活而覺得遺憾，而是進一步地想知道自己的判斷對或不對。 人類面對發生在周遭的事情時，往往因為自己的欲求未能獲得滿足，或內心感到極度痛苦，導致我們常常怨天尤人，甚至咒罵命運。在某些誇張的情況中，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命不好」而羨慕他人。這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情況，也是讓我們感覺緊張、不安、焦慮、恐慌的原因。坦白說，這些情緒就是讓人活得不快樂、讓人覺得活著很痛苦的理由；至於追求幸福，更是遙不可及的事。 為了解決生活中的痛苦，也為了能獲得幸福，在羅馬時期發展出來的斯多噶哲學，足以做為人生中的指引。為什麼斯多噶哲學這麼有用呢？這是因為在六百多年的發展中，它不斷吸納西方哲學的精華，並在歷經時代轉換與環境變化的過程裡，獲得長足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結合倫理學的理論與日常判斷的實踐。直到今天，這項結合依然是很有用的。 斯多噶哲學結合理論與實踐的思想，讓我們理解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應當擁有什麼樣的認知；至於在獲得這些理解與認知後，如何將它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則是實踐的課題。在實行的過程中，理論讓我們掌握原則；而應用它們，就是面對生活的負面情緒。出於種種原因，現代人的生活充滿緊張與忙碌，情緒常常轉換為焦慮，甚至恐慌。斯多噶哲學則以最清晰的方式，透過充滿智慧的語言，解釋與化解人生所遭遇的一切困難。 說「哲學讓我們可以面對焦慮與恐慌」是很難讓人相信的事情。但這件事情，在美國海軍中將詹姆斯．史托克達爾（James Stockdle）的生涯中獲得了最佳證明。 一九六五年，正值越戰期間，當時擔任飛行員的史托克達爾，在一次行動中被飛彈打中，跳傘求生，成為戰俘。長達七年半的戰俘生涯裡，史托克達爾屢次面對酷刑與折磨，都是靠斯多噶哲學的理念支撐自己，才終於活了下來。獲釋後。這位將軍在史丹佛大學教授斯多噶哲學，尤其對於曾身為羅馬帝國奴隸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西元五五∼一三五年）的學說有深切認知。 為什麼斯多噶哲學有這麼實際的功能，能讓我們面對焦慮與恐慌？主要關鍵在於，愛比克泰德依據斯多噶哲學的系統，強調人活在這個被創造出來的世界中，應該要了解自己的能力，也要知道自己的限制。意思是，自然雖賦予人類生存條件，也讓我們擁有理性，但條件與理性並不能完全克服命運中的挑戰；幸好，我們的理性能辨別出什麼是必須面對的命運，什麼是應當走的道路。在這個分辨中，我們對「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一事應當維持信心，也應當懂得感恩。 因此，在自然與理性之間，人在為自己做出選擇的同時，也應該知道，人生的目標就是相信理性的判斷。這些道理之所以對生活有用，主要原因在於，太多人並未認知到「自己所處的環境是有限制的」。我們應當知曉，環境的限制就是命運，這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只有認知命運、明辨善惡、追求超越，才能維持幸福的生命。這是斯多噶哲學為我們所規畫的人生原則，也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其關鍵在於，我們必須內化這些原則，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一起。  「老師，一早起來才發現：作業沒寫、考試範圍沒唸……」
「老師，到學校才發現：用具沒帶、聯絡單沒請父母簽名……」 「老師，在捷運上才發現：穿錯衣服、還有，連餐盒都沒帶……」 「老師，該怎麼辦？難道人生就這樣廢下去嗎？」 學生連珠炮地說出自己放假後在學習上常犯的錯誤，無助地提出求救，愁雲慘霧的表情，挺讓人心疼的。 「沒想到，放完假，你們一個個都變成問題寶寶了。看來還是把我的秘密武器拿出來好了……」一面幽默地說著，一面打開紙袋，拿出一本令他們驚豔的書：《每天最重要的2小時》。 「如果，書名如果不是騙人的，倒是很適合一天只想用功讀書兩小時的我……」小男孩古靈精怪地說。 「書名聽來很聳動吧！剛開始，我和你一樣，誤以為看完後，一天只要工作兩小時就好。其實，喬許．戴維斯提醒我們：人體不是電腦，要好好檢視自己的心理與生理，找出一天有幾個小時能處於身心高效能的狀態，善用專注力，讓自己能提高效率完成許多困難工作。還有，打造對自己有益的工作環境提高效能，同時要善待身體，選擇適當的飲食，幫助自己盡快恢復體力，找出下一個、再下一個重要的黃金2小時。」我打趣地說。 小男孩聽完點點頭，把這本書緊緊地握在手上，臉上浮現如獲至寶似的神情。 以「十分鐘」為單位 「如果，你們覺得2小時還是太長，這本《1分鐘超強記憶法》是130萬人見證的好書，應該也很吸引你們吧！石井貴士博士只教讀者記憶的方法，不談深奧的理論，讓我們能掌握短期、長期、單純、影像記憶等四種技巧，擺脫常因緊張說不出話來的窘境。現代人很需要靠溝通表達自己的看法，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展現不可思議的記憶力，讓發表的內容精簡扼要的呈現，這本書能開展我們超強記憶的潛能。」簡單與學生分享，孩子們開始翻起書來。 「老師，有沒有什麼好點子，能讓學習事半功倍？」 「老師，有沒有什麼好方法，能讓成績節節高升？」 「老師，有沒有什麼好撇步，能讓學習更有效率？」 一位功課很好的小男孩酷酷地問了這三個問題。 「走向書桌前，先改變對讀書的成見，池田潤要我們掌握讀書的本質──真學習，而不是假讀書。讀書不能講究『形式』，而是找到真正目標，讓身體自發性地想讀書，以『十分鐘』為單位，時間切割精細，反能掌握時間，完成讀書目標，更要把握睡前、用餐、上廁所等三個黃金時間，複習好『心中真正目標』。《資優生不熬夜！搶進名校的精準學習法》把所有頂尖資優生如何做時間管理、作筆記、應考的訣竅告訴你。利用速度、周密、清晰三大原則作筆記，書都可以讀完、讀好。 精準管理好自己的時間與思緒就能提前完成表定的行事曆，讓讀書的時間變少，學習成效依然長紅。即便不是資優生若善用策略、讀書法，做好時間的主人，也能讓人生過得有效率、有品質。」我認真地與孩子說明。 做筆記是學習的關鍵 「老師，最近讀書時間常延遲，導致睡眠時間不足，成績直直落……」小女孩帶著熊貓眼難過地說。 「說真的，作筆記真的是學習的關鍵。《五位臺大生教你這樣做筆記》這本書是學會大家作筆記與學習，而不是要上名校。內容摘錄五位上台大的學生做筆記的技巧，公開他們筆記的原貌，讓我們找到筆記學習的秘訣：什麼時候該畫表格？如何運用系統思考畫出主題樹狀圖？面對問題來了，如何有效地運用閱讀便利貼？如何透過圖像思考輔助學習？讓你讀起書來更事半功倍。」指出書中的幾個頁扉和孩子分享。 「老師，是不是每個成功者都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小女孩疑惑地問。 「沒錯，《為什麼菁英都是清單控？》中提到：瑪丹娜、瑪莎．史都華、約翰．藍儂、富蘭克林、達文西，以及歐普拉，這些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成功者都是清單式思考的「清單控」。他們習慣把該做、想做的事，變成可快速瀏覽、方便執行的清單，即使身兼數職，仍優雅行事、不疾不徐……其中家人情感清單、人生願望清單的篇章寫來特別動人。」說完後，把一張白紙拿出來，讓學生試著列願望清單，一起PK誰能在最短的時間實現。 我在包裡放本書 「老師曾和我們分享《我在包裡放本書》，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身體力行，在包包也放一本書？」孩子逗趣地逼問著。 「老師目前的包包內放的是《三個小承諾，預約更好的自己》這本書是以小故事開始，用52個小舉動，善用「正向開關」把三個小承諾融入生活中，讓我們每天的學習與心境都能煥然一新。另一本是《精準學習》，他提到：知識無窮盡，人的智慧有限。作者教會我們精準而有效的學習法，建立自己完整的學習系譜，將知識變成自己的資產。」眼尖的女孩拿起書，輕聲念出。 閱讀最高境界不是強記而是運用 今人讀書法可借重，古人讀書法經驗也可補強。例如，諸葛亮讀書只「觀其大略」，類似我們現代人說的「快讀或速讀」，民國小說家魯迅就是走略讀、跳讀的路線。他們不逐條死記硬背，泛讀梗概重點，擷取精華，掌握其實質，這類閱讀法適合我們閱讀工具書或是學術文本時，增加讀書效率。 陶淵明則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路線，這樣的思考就是閱讀的最高境界不在強記，而是運用的素養，陶潛讀書重在心領神會，用於解決生活問題，活讀書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我喜歡到書店亂逛，如果時間許可，就會每層樓都去瀏覽一下。看看平常幾乎不感興趣的書，可以刺激大腦，有在腦內建立新迴路的效果#。很多時候，我便因此得到新的創意。
例如，我曾經走到平時不會接近的物理學書籍區，竟激發意想不到的想法。當時我正在尋找有關治癒（Healing，以消除壓力為主的治療）的點子，像往常一樣，一個人在書店腦力激盪，無意間注意到物理學區一本有關基本粒子領域的書，我才知道原來水晶有很強的能量。當我知道水晶非常適合運用在治癒後，便拿來對即將接受手術的患者進行心理治療時使用。 每當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遇到瓶頸時，我就會去書店探險。接觸完全不相關的領域，可以更清楚認識研究的本質，我已經不只一次有過這樣的體驗。 逛書店不僅能得到新的刺激，對不知道什麼是可以使自己興奮的人來說，也是很有效的練習。因為在大量的書刊中，只憑自己的直覺，選出可能很有趣的，或許就能發現興趣或志向。 我逛書店的時候，通常有三個原則。 ①選擇大型書店 要腦力激盪的時候，我會選擇陳列各種領域書籍的大型書店。從頭逛到尾，所有領域的書櫃都瀏覽一次。這時，不要一開始就認定什麼領域是自己沒興趣的，請全部都去看看。如果知道書店的哪裡放什麼領域的書，就可以更有效率，因此若找到適合的書店，就經常去走一走，最好能熟悉到想找什麼就自然走到那裡。每家書店的擺設和品項都不盡相同，保留三、四家風格不同的書店，可以給大腦不同的刺激。 ②拿在手上時的興奮感很重要 標題或圖片、封面設計、書腰的推薦、使用的紙質等，因視覺或觸感上被吸引而拿到手上的感覺就已足夠。以這個標準，在瀏覽或閱讀的時候，也要重視「好期待」「好有趣」的直覺。 ③與書相遇就像與人相遇 書店也是與人（作者）共享體驗的地方。每遇見一本不同的書，就是與一個人的相遇。在書店，有數不清的人來自不同領域、不同背景，可以在短時間內就這麼有效率地獲得各種經驗，是很難得的機會。當你心生想知道某個作者的體驗或經驗的想法，其實那表示你已找到讓自己感到興奮的事的入口。 最近，作者與讀者透過社群網站交流的例子也不少，只要你有心、有行動力，就有機會與作者直接對話。不一定只在書店閱讀，由此踏出一步，試著與你喜歡或感興趣的作者接觸，便有更多找到興奮之事的機會。  坦承（Confession）
坦承是讓自己自由，是宣示自己準備好走上更勇敢的道路。 坦承是卸下防備，說出原本如同恥辱的真相，而這突然變成一條途徑，通往踏實大地的入口，甚至是回家的第一步。坦承是讓自己自由，不只可以是承認罪過或疏忽，也可以是超脫眼前的處罰或孤立，宣示更深的忠誠或獻身。坦承是宣示自己準備好走上更勇敢的道路，拋開先前防衛的身分，甚至視之為不當的干擾，視之為錯誤的幻覺，在先前多年害我們忙得團團轉而不去面對真正的問題。 目標也許是免於欺騙的自由，但所有坦承都伴隨後果。我們對這後果的害怕有憑有據，先前維護祕密的身分幾乎必然在揭露後消亡。我們在孤立中展開新生，也許確實被先前欺瞞的對象避開，甚至被不理解我們為何需要坦誠的人避開。坦承隱然代表著以孤單之姿展開新旅程，先前熟悉的同伴不再相伴。 許多人在臨終的病榻上坦承真相，原因是死亡與消失在即，再懼然地維護守著祕密的舊身分不免顯得荒謬，甚至可笑，我們忽然間不再是先前一路保護的那個自己。在死亡的陰影下，我們明白為了保護一時半刻的身分需耗費多少精力與意志。當我們脫離原本靜止的祕密，必然要有新的效忠，一條屬於抵達的河流，不只是一時的落腳處，而是從深層形塑並建立新的人生──即使我們在臨終前才正開始學習這件事。  我經常聽見人們抱怨記憶的問題：忘記名字、車停在哪裡、每天用的東西 不知道放在哪裡等等。我確信你看過這類情形，或甚至就是你自己的經驗。這 些常見的記憶障礙有時描述為「老人時刻」，指的是你想不起來原本應該知道 或記得事物的時刻。名稱可能會讓你以為這種情形比較常見於老年人，然而， 一項趨勢機器（Trending Machine）進行的全美民意調查發現，在800位成年 人中，所謂的「老人時刻」如今在年輕人身上比老年人要更加常見。 根據民意調查，千禧一代（18∼34歲）明顯比55歲以上的老年人，更容易 忘記今天的日期（15%：7%）、遺失鑰匙（14%：8%）、忘記帶午餐 （9%：3%）、忘記洗澡（6%：2%）。而老年人唯一明顯比較容易忘記的是 名字（23%比16%）。 面對這類數據，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假設記憶問題只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輕人可能有記憶問題的一個原因是，現在的人比較不依賴記憶力，因為已經習慣利用智慧手機和電腦儲存或搜尋訊息，而不是靠自己的記憶。運用記憶力非常重要，因為記憶力愈訓練會愈強壯，相對的，缺乏運用則會變弱。 再說一次姓名忘記別人的名字是一個很常見的記憶問題。當我們才剛認識一個人，情況會更糟。實際上，專注於記住某人姓名的最佳時機，卻是在見面的時刻。當有人介紹你認識新朋友時，下面的技巧會有幫助。 你認識名字類似的人嗎？ 當你遇見新朋友，過去認識名字類似的人，可幫助你記憶，可將這些名字類似的人用某種方式連接在一起。新朋友是否提醒你聯想到其他名字類似的人嗎？他們的外表、年齡、專業或任何方面，具有相同之處嗎？即使他們彼此不同，思考他們不同的差別，日後亦有助你記住他們的名字。事實上，試圖記住具有類似名字的不同人物，亦可幫助你增強對某人的記憶。 這個名字讓你聯想到什麼？ 當你學習記憶一個不太熟悉的新名字，或者你個人並不認識其他名字類似的人時，這個名字讓你聯想到其他什麼事物呢？可以幫助你思考。例如，如果你遇到一個英文名叫蒙提（Monty）的人，但不認識其他任何有這個名字的人，你該怎麼辦？這個名字讓你想到什麼？ 對我來說，Monty很像英文的mount，mount是山的意思。為了協助記住這個名字，可以在腦海中想像山的圖畫，我想的是對方戴著一頂看起來像山的帽子。如果有幫助，你甚至可以把山帶入談話。例如，你可以問對方是否小時候在山區附近長大。這些類型的連結，有助你日後回想姓名。 大聲說出來 儘快大聲說出對方的名字。當對方說出他們的名字時，請跟著重複說一遍。有時人們說得太快，所以如果你沒有聽清楚，那就請他們重複一遍。重複說姓名有助日後的記憶。對於你從來沒聽過、比較不尋常的名字，這更是重要的一步。如有必要，還可以詢問如何拼寫，可幫助你確定，日後才能記住。不要擔心你會讓對方感到困擾，因為對方可能反而會欣賞有人努力想要記住他們的名字。 回憶當時在場的其他名字 如果你剛認識許多不同的人，可以花一點時間環顧四周，趁這些人還在的時候，練習回想他們的名字。你想讓這些名字在腦海中保持活躍，如果你剛剛記住了許多不同的名字而不把它們放在腦海中久一點，可能會很容易忘記。要做到這一點，也許你可以和其他認識的人，就這些新人中的一個進行禮貌性的對話。當然，這讓你有機會大聲說出他們的名字，並練習回想。 如果你忘記了，也可以直接要求聚會主人或其他人提醒你。在你剛認識的這些人還在場時，形成新記憶會更容易。如果你未曾特別努力去回想他們的名字，等到你回家後，可能已經忘記那些名字。  現年五十三歲的喬安是個大器晚成的人。她的少女時期充滿波折，過得並不快樂。她的母親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父親賺的錢雖然還夠維持家計，但性情冰冷，對妻子的病情漠不關心，喬安和他幾乎說不上幾句話。
在學校，喬安很不起眼，她的成績中上，也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老師回憶說，喬安還算聰明，但沒什麼特別的。此外，喬安個性內向，沒讓同學留下什麼印象。她申請心儀的學校，未獲錄取，只考上備胎的大學。在大學裡，她繼續展現差強人意的平凡，成績不至於被當，但也僅止於此。某個教授說，她對學業興趣缺缺，倒熱中另類搖滾，一整天搖頭晃腦地聽上好幾個小時。 在畢業之際，喬安就像很多表現還行但缺乏目標的畢業生，模模糊糊想著或許可以讀個英語教學研究所。然而她的第一份全職工作卻很普通，只是低階的行政人員，在當地商會當了一陣子的祕書。 出於無聊與好玩，喬安衝動地跟一個男子結婚，兩人育有一女。然而他們的性情南轅北轍，喬安被動又愛幻想，丈夫易怒又有暴力傾向，所以雖然有孩子，但兩年不到婚姻就吹了，兩人在家暴陰影下離婚。 此時喬安將近三十歲，覺得自己走上了死路，不僅失業在家，還有個女兒得養。或許不令人意外，她的情況開始每況愈下。她罹患了憂鬱症，有時會很想自殺，因此沒辦法做多少工作賺錢，家中經濟跌到谷底。據她所說：「我一貧如洗，只差沒有流落街頭。」雪上加霜的是，前夫開始尾隨她和他們的女兒，逼得她不得不申請禁制令。 然而喬安並非一無所有，她有個沒人知道的獨特天賦；先前的教育沒有發現，師長沒有看見，同學一無所知，但這天賦始終都在，靜候發掘。在家中經濟落入谷底的幾個月裡，她靠著領社會救濟金養活女兒，像是在逃避般躲回自己童年的奇想。社會會說她這樣做很不負責任，但湊巧的是，這卻讓她接近了她的天賦。當她放手任由想像力恣意馳騁時，天賦才開始沛然湧現。 現年六十八歲的肯恩，是另一個大器晚成的人。在家中三個孩子裡，他排行老么，小名叫波可，是西班牙文「小」的意思。他大哥是明星球員，是老師眼中的寶，很受歡迎，長相俊俏，能言善道，還贏得洛克菲勒獎學金，錄取史丹佛大學。然而肯恩卻沒有英雄出少年，他在學校表現平平，並開始相信自己的小名是指「渺小」。 肯恩在加州讀完中學，考進地方上的專科學校，沒多久就被退學。他聳著肩說：「我漫無目標。」後來他振作起來，重修被當的科目，順利畢業，轉到洪堡州立大學，主修山林管理。但是當他發覺這主要是在做文書工作，而不是在森林裡跋山涉水，不禁感到幻滅。 肯恩的父親是全國知名的財務顧問，肯恩開始跟著他工作，但兩人處得並不好。他說：「我爸在今天可能會被診斷出患有亞斯伯格症。他這人常感焦躁不安，會來回踱步，手指忍不住東敲西叩，而且無法揣摩別人的感受。雖然他其實不是個殘酷的人，但卻會說出很殘忍的話。」 九個月後，肯恩離開父親的公司，自己在外當起財務顧問。但他沒有多少客戶，而且幾年後大多數都跑了，他成天沒事做，只好到工地打工賺錢，甚至在酒吧彈滑音管吉他賣藝。不過多數時間他都在讀書。他說：「好幾年來，我都在讀商管的書，一個月也許會讀上三十本商業雜誌。在那十年間，我想出了一個有別於傳統的評估企業價值的理論。」 肯恩的父親患有亞斯伯格症，在帶人方面並不是一個好榜樣。肯恩的第一個兼職祕書工作九個月就辭職不幹，還說肯恩是個跋扈又糟糕的老闆。如今他承認：「我大概真的就是那個樣子。」 肯恩二十多歲時，財務顧問的工作始終做得沒什麼起色。但他靠著那套理論得到一點創投基金，甚至當上臨時的執行長，這讓他燃起一股壯志，賣力投入工作。 肯恩到三十歲才開始發掘他的潛能。 你發覺這兩位大器晚成的人是誰了嗎？給點提示：喬安和肯恩都靠自己的力量成為億萬富翁，時常登上《富比士》全球富豪榜。喬安．凱瑟琳．羅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就是J. K. 羅琳，她是《哈利波特》的作者；肯恩．費雪（Ken Fisher）創辦了費雪投資公司（Fisher Investments），替全球五萬多個客戶管理一千億美元的股票和債券。 「你到哪裡去了，喬．狄馬喬？」美國民謠搖滾樂團賽門與葛芬柯在一九六○年代暢銷金曲〈羅賓遜先生〉裡唱道。寫出這首歌的保羅．賽門明白，一九六○年代是個狂亂的時代，社會不再像一九四○和一九五○年代崇尚不愛出風頭的沉默英雄，把他們當成文化象徵。新的英雄要青春不羈，掌握潮流。 在這個喧囂躁動的時代，我們會問：你到哪裡去了，大器晚成的英雄？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在於，羅琳和費雪年少不得志，緩緩走過人生路，很晚才發跡，然後繳出驚人的成績，但他們的故事卻與今日社群媒體的文化脫節。現在羅琳五十多歲、費雪六十多歲，我們不禁想問：如今振奮人心的大器晚成者在哪裡呢？美國、英國、西歐和急起直追的亞洲日益富裕，大器晚成的例子是不是比先前少了？還是有其他理由？難道今日社會高度競爭、強調資料分析、充滿高度壓力，不適合大器晚成的人以緩慢步調尋找自己的天賦？ 我認為大器晚成的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同，人類與社會也因此付出了代價，所以我決定研究這個主題。我相信，如今我們比過去更迫切需要這些大器晚成的故事。  許多科學家相信是一顆較大的小行星撞上地球，造成了恐龍滅絕。人類可能面對同樣的命運嗎？ 這是可能的。航太總署追蹤了地球附近多數的大型小行星，甚至許多較小顆的小行星。如果大型小行星在衝撞地球的軌道上被發現，才能給我們時間讓它改道。航太總署分析過這種情境中讓小行星改道的多種選項，包括用核武射擊，把它打離軌道，其中某些策略似乎行得通。然而，方法尚未搜集完。新成立的B612基金會，最近展開追蹤其餘小行星的計畫，以便「保護這個星球上的文明的未來」。找到這些小行星之一，可能是防止全球大災難的關鍵。 幸好本世紀內，達到滅絕規模的小行星撞地球的機率很低，約百萬分之一。不幸的是，小行星並非人類生存的唯一威脅。其他潛在威脅來自生物工程疾病、核子戰爭、極端氣候變遷與危險的未來科技。 鑒於接下來兩個世紀會有人類滅絕的風險，下一個問題是我們能否挽救。我們會先解釋我們能做什麼，然後問更深入的倫理問題：人類滅絕會有多糟糕？ 這裡要強調的第一點是，如果人類滅絕的風險被證明「很低」，我們不該因此鬆懈自滿。理智的人絕不會說：「呃，這座核子爐熔毀的風險只有千分之一，所以我們不會擔心。」當嚴重災難性結果的風險存在，而我們能用可接受的代價降低或消除風險，我們就該這麼做。大致上，我們可以把壞結果的機率乘以結果會有多慘，評估某個特定風險有多糟。如同我們即將主張的，既然人類滅絕算是糟糕透頂，即使減少一丁點人類滅絕的風險，都會大有幫助。 人類已經做了一些降低提早滅絕風險的事情。我們熬過了冷戰，並且削減核武庫存。我們追蹤地球附近大多數的大型小行星。我們為了「政府延續」的目標，建造了地下碉堡，可能幫助人類熬過某些災難。我們設立了疾病監控計畫，追蹤疾病的蔓延，萬一發生大規模瘟疫，世人能夠較快地反應。我們看出了氣候變遷是潛在風險，即使迄今的實際反應少得可悲，還是研發出一些因應計畫。我們也設立了一些制度，以較溫和的方式降低滅絕風險，例如減少戰爭風險或改善政府的災害反應能力。 認為有可能進一步降低人類滅絕風險的理由之一是，我們做的這些事情應該還能有所改進。我們可以追蹤更多小行星，蓋更好的碉堡，改善疾病監控計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鼓勵核武不擴散，強化世界各種制度，以求進一步降低人類滅絕的風險。找出值得的特定計畫予以支持仍有實質上的困難，但是這種計畫可能真的存在。 迄今，針對系統性瞭解人類滅絕的風險，以及避免此種風險的最佳措施，所做的努力少得驚人。是有一些關於低機率、高代價災難主題的書籍和論文，但是很少人調查降低風險最有效的方法。我們見不到關於不同策略任何深入、系統性的分析。要降低人類滅絕的風險，合理的第一步是更徹底地調查這些議題，或支持別人去做。 如果我們的推論無誤，那麼人類滅絕的風險確實存在，而我們可能有能力降低風險。有許多重要的相關問題很難回答：降低人類滅絕風險該有多高的優先性？我們願意花多少錢做這種事？這要如何融入其他許多我們可以也應該做的事，像是幫助全球貧民？（關於這點，請參閱www.thelifeyoucansave.com。）降低人類滅絕風險的目標跟普通的人道目標有衝突嗎？或者，降低人類滅絕風險的最佳方法，就是改善現在活著的民眾生活，讓他們有能力自己解決問題？ 我們不會在此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只會專注在下面這個問題：人類滅絕會有多糟糕？ 人類滅絕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幾十億人可能死得很痛苦。但在我們看來，迄今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人類滅絕最糟糕的一點是不會有未來世代了。 我們認為未來世代跟我們這一代同樣重要。因為未來可能有很多世代，所有那些世代的價值加在一起，遠超過目前這一代的價值。 想想歷史上的例子，有助於說明這個論點。大約七萬年前，有座名叫托巴（Toba）的超級火山噴發。許多科學家認為這次噴發導致「火山寒冬」，害我們的祖先幾乎滅絕。假設真的如此。現在想像托巴火山噴發把人類從地球上抹消，那會有多糟糕？後來大約有三千個世代跟一千億人存活過，可以公允地說，托巴噴發造成的死亡和苦難，比起從當時到現在活過的所有人命，以及事後人類所成就的一切，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同樣地，如果人類現在滅絕，最糟的一面就是機會成本。文明在短短幾千年前才起步。但是地球還可以讓人類住上十億年。如果能夠殖民太空，我們的物種還可能存活更長久。 有些人會反對以這樣的方式評估未來世代的價值。他們可能宣稱，延續新世代不可能是益處──無論這些人過著怎樣的生活。基於這個觀點，避免人類滅絕的價值，僅限於現在活著的人與快要出生的人，還有可能想生小孩或孫兒女的人。 為何會有人相信這一套？理由之一可能是，如果人們從未存在，那麼他們不存在就不能算是壞事。因為他們不存在，就沒有壞事發生的對象「他們」，所以讓人存在並無法裨益他們。 我們無法同意。我們認為讓人存在可以裨益他們。理由是，首先請注意讓人存在對那些人也可能是壞事。舉例而言，假設有個女人知道如果她在未來幾個月受孕，小孩會罹患多種痛苦的疾病並早夭。如果她決定未來幾個月還是要懷孕，這對她的小孩顯然是壞事。大致上，如果小孩的生命會短暫又悲慘，存在對他似乎就是壞事。 如果你同意把某人生到這個世界上可能對他是壞事，如果你也接受讓某人存在不可能對他有益的論點，那麼就會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出生可能傷害你，但是不可能幫助你。如果這話沒錯，那麼看來生小孩是錯的，因為他們總是有受傷害的風險，沒有任何補償利益能超過傷害的風險。 像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或當代南非哲學家大衛‧貝納塔的悲觀派，都接受這個結論。但如果父母有合理的期待，認為他們的小孩會有快樂又圓滿的人生，生小孩也不會傷害其他人，那麼生小孩就不是壞事。更廣泛地說，如果我們的子孫有合理機會過著快樂、滿足的人生，確保我們的子孫存在就是好事而非壞事。所以我們認為，讓未來世代存在可能是件好事。 購書連結：真實世界的倫理課：82個影響你一生的思考練習 Ethics in the Real World: 82 Brief Essays on Things That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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