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的玫瑰--夜市搶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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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是個大帥哥,也是我親身經歷的第一個冤錯案。

當時我在服軍法預官役,被分發到國防部台南監獄,擔任監獄官。某日,接到監察院打來電話,電話的那一頭承辦人詢問,是否有一名犯人叫阿哲的正在我們監獄服刑,因為他的家屬不斷陳情,控訴軍方亂判,要求監察院調查。

彼時尚未流行詐騙集團,我想電話應該真的是監察院打來的。基於好奇心,我拿起阿哲的判決書細細閱讀。

這一讀讓我徹夜失眠。

案子發生的經過是,某日在高雄六合夜市,有兩個歹徒騎著一部機車搶一位婦人的皮包,然後這位婦人(載著兩個小孩)馬上於六合夜市內追逐歹徒,前後將近十分鐘,最後追不到就記下歹徒的車號。車號為阿哲及阿龍所騎乘的車子。

憑藉被害人指述,阿哲和阿龍都被抓進警局。兩人均詳細交代當晚的行程,表示搶案發生時晚上九點,兩人正在理頭髮,理髮店老闆娘可替兩人作證。警方不顧六合夜市人來人往,被害人有可能指證錯誤之風險,且皮包沒找到、贓物也不見,兩人又毫無前科,堅持將兩人移送法辦。由於阿哲當時正在服役,因此適用軍法審判,而他的友人阿龍則是普通老百姓,適用普通法院,於高雄地院審判。

雖然理髮店老闆娘也出庭作證,證明案發當下兩人確實在她店裡剪頭髮,有不在場證明,但審判下來一路的結果是,阿哲有罪。軍事法院認為阿哲載著某甲,搶奪婦人皮包,一審判六年半,二審判五年,上訴駁回後入軍事監獄服刑;而阿龍的命運迥然不同,普通法院則列舉十幾點被害人可能指證錯誤之狀況,例如被害人追逐歹徒一陣子後,被追的車輛追丟了,阿哲跟阿龍所騎乘的機車這才出現,記錯車牌的可能性極高!因此判處無罪,最後最高法院判決無罪定讞。

就是最高法院判阿龍無罪定讞羅列的那十幾點理由,讓我無法入眠。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我就出現在阿哲的牢房門口。我把阿哲帶到一個小房間,兩人對望一眼,我還沒開口,他第一句話就是:

「怎麼那麼扯啊 」

我微微一愣,想著是哪件事扯啊?

「太不敢相信了,軍法官居然會一路這樣判下來,最後竟進來坐牢。」
嗯,不用懷疑,他說的就是判決,我不能再裝傻。剎那間忽然有一股羞愧感,畢竟是這個體系裡的一員。忘了後來對他說什麼了,只記得第一次見面就在這樣的負疚下,草草結束,不,應該是說我落荒而逃了。

阿哲嘗試向檢察總長聲請非常上訴,聲請狀寫著,怎麼可能同一輛機車,軍法機關認定是被騎去搶奪皮包,司法機關卻認定是被害人指證錯誤,這台機車沒被騎去搶奪皮包? 一人被判有罪,另一人無罪?兩者如何同時存在? 不料遭檢察總長駁回,理由: 這是事實認定的問題,不要來找我!

於是,阿哲在牢裡一天又一天,好個無彩青春。

阿哲說,在南部地方軍事法院一審判了六年半後。阿哲的媽媽,在營區徘徊,欲哭無淚,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一位自稱是擔任過軍法官,後來轉任律師的人跟她搭訕,他告訴媽媽說:

「二審,我看也是沒什麼機會!」

「為什麼?」

「因為,軍法官之間都有階級跟同學的問題,後來判的人,又何必為了你兒子得罪之前判的軍法官呢?」

聽得媽媽充滿絕望。

信件檢查是獄方必做的工作之一,阿哲也因此帶給我們很大的福利,那就是他與女友的信。阿哲與女友(後來成了他的老婆)書信往來頻繁,閃得讓我們睜不開眼睛,有時讓我誤以為聶魯達正關在裡面。愛情的美、冤獄的苦、青春的喟嘆,盡在這幾百封信裡。女友從頭到尾相信阿哲的清白,這可能是他被國家徹底否定後,最重要的一根浮木。記得有一次他在寫給女友的信裡面引述北島的詩說,我,站在這裡,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沒有別的選擇,在我倒下的地方,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風,風上是閃耀的星群。

實在令人難過。

有一天,長官神秘兮兮的給了我一封國防部寄來的信。打開一看,赫然是阿哲的假釋令。

白關了兩年多,終於要出獄了。

那天,阿哲提著個裝東西的塑膠袋,裡面僅有兩百多封女友寫給他的信,來到門口,衛兵喝令必須檢查,阿哲把每一封信整整齊齊的摺好放在桌上,最後再小心翼翼的放回塑膠袋。那是小王子阿哲的玫瑰花。

即將步出總門了,阿哲看著我,我對他報以微笑。

目送著阿哲即將走出營區大門的背影。南台灣美麗的夕陽將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我拿起總門電話,告訴門口的衛兵:

「這是XXX號,假釋出獄,開門讓他出去。」

掛上電話,滿天晚霞讓我忍不住流下眼淚。
退伍後,到高雄找阿哲,相約在高雄愛河畔散步。他說,父親等不到他冤獄平反,就已經過世了。我送給他一本張娟芬寫的《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鼓勵他勇敢迎向新人生。

在德國讀書期間,發現德國、法國或其他歐洲國家,都沒有類似我國下轄於國防部的軍事審判制度,阿哲的友人經普通司法審判,可以一路獲判無罪,反而阿哲被冤判有罪入獄,更加顯示軍事審判制度確實需要徹底檢討。

二〇一一年返國、執業,很快的跟阿哲聯繫上,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我們決定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挑戰軍事審判制度的合憲性。

案件遞出後,很幸運的受到大法官受理,不久,洪仲丘案爆發,二十五萬人的努力下,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軍事審判法修正,軍事審判制度終於正式走入歷史。

事實上,改革往往都是阿哲這樣,如同一顆一顆小種子埋在人們的心中,一點一滴累積,才能長成巨大的力量。

軍法審判制度最後走入歷史,但阿哲就像過去許多遭受軍法冤判的案件一樣,平反之路才正要開始。

阿嬤,你沒欠國家一毛錢──關廠工人案

約莫是二〇一二年冬天,有一天,看到苦勞網上有一個訊息,大意是說勞委會花了兩千多萬,請了八十個律師告大批關廠工人。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間,多家紡織或電子工廠惡性倒閉,這些工人因此起而抗爭,政府起先「代位求償」,給予資遣費、退休金,不料十五年後,政府竟起訴要求返還。工人們都是老媽媽,十五年前的關廠工人,十五年後更窮,沒錢請律師,只好由工會上網徵求義務律師。

於是,我寫了信給這位留下電子信箱的秘書。他叫王浩。

我們約在新竹火車站對面的星巴克詳談。到了約定時間、地點,我有一點緊張,因為生平第一次見網友。他背著背包,還是個大學生,目前就讀台大,在工會兼職秘書,負責這件案子。

他拿出案件的資料,說他其實在台北也有找過一些打勞動法有名律師,但大家普遍上都認為這案件應該沒救,主要是當時工人向政府領資遣費跟退休金時,簽了「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契約中載明:借款期間自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四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止共六年。還款則應自借款日起算,第二年起依「年金法」於每月四日向職訓局按月平均攤付本息。借款利率自借款日起算,第一年免計付利息,第二年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三計息。
然而,簽約當時,雙方當事人均有默契,此等名為「借貸契約」,實際上為「補貼」,故無庸返還。許多的法律專家看過之後,卻認為既然已經簽了這項貸款契約,白紙黑字,有貸款就要還錢,所以一定會敗訴。

王浩說,「我去問了司改會的高榮志律師,他說這有可能契約被定性為公法關係,超過公法的五年請求權時效,就不用還!」

我是學公法,所以對民事契約不是很熟,聽王浩這麼講,不由得眼睛一亮。接著看到,這項貸款契約是根據一九九七年發布「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所訂定,由職訓局透過就業安定基金撥款七億餘元,與一一〇五戶關廠工人簽訂「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依失業勞工之就業年資不同,貸與失業勞工最高一百萬元以下不等之貸款。而該「貸款要點」之依據,根據其第一點之規定乃「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及「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這些規定都是發生公法上的法律關係,而不是民法上的借貸關係。

「這契約是公法關係啊,不是民法關係。」

兩人越講越興奮。

「這是津貼,免還啦。」

當晚離開時,我對王浩這麼說。

「那你要加入義務律師團嗎?」王浩問。

「當然沒問題啊,請問有幾個案件呢?」我笑著問。

「總共六百三十件,有一千三百人被告!」他答道。

我再也笑不出來。

第一次律師團在桃產總,我找了律訓同梯的劉繼蔚律師,以及德國鄰居六年、任教於政大的民法專家周伯峰教授。該次會議中,有一位同樣看到苦勞網訊息而來的曾威凱律師,以及司改會的高榮志律師、法扶的李艾倫律師、蔡宗恩律師,另有一位比較資深的律師,他是某工會幹部的舅舅。會後,除了那位工會幹部的舅舅之外,所有人都支持這案件是公法關係,國家要這筆錢完全沒道理。

周伯峰是民法學者,他認為這件案子根本沒有借貸的真意,否則為什麼過了十五年才來要? 因此,給錢的一方沒有要拿錢的一方還的意思,拿錢的一方也認為這是政府的代償,根本不用還,根本沒有借貸的合意,非民法的借貸關係。

於是,關廠工人案律師團確立了基本主張: 要求法院裁定移轉管轄到行政法院審理!不過那位幹部的舅舅深不以為然,認為我們的策略不會成功,從此也不再參加了。
解決了訴訟的基本方向,接下來更棘手的來了。勞委會花了二千多萬元請了八十位律師提告六百三十件案,區域遍布台北、桃園、苗栗和台中,而光是桃園地院就有三百件,而我方大概才五個律師,如何打贏這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家告工人的案件?於是必須再次招兵買馬,廣徵律師。到了第二次律師團,我們已經增加了桃園的王怡今律師,王律師所屬的「上善法律事務所」願意分擔一百多件桃園的關廠工人案,而我和曾威凱律師也被分派了桃園區。台北律師比較多,除了原來的李艾倫、蔡宗恩律師、有公法背景的高烊輝律師、非常關注勞動法案件的陳柏舟律師等也紛紛加入。

由於被告案件實在太多,於是大家分頭到處招人。有一回,我在法扶總會遇到吳俊達律師,我向他邀約加入,這位澎湖出身的年輕律師一口就答應,願意加入我與曾威凱這一組,分擔一百多件的關廠訴訟,令人無比感動。

二〇一三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這天,我和吳俊達、曾威凱在桃園開庭,是關廠案的第一庭,正式開打。法官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女性。我們向她陳述,何以認為關廠工人案根本就是一件公法案件,應該裁定移送到行政法院,不應由民事法院管轄。勞委會律師則主張,白紙黑字,既然寫借貸契約就是民事的借貸契約,沒有什麼好說的。

苗栗的狀況比較慘,到了第二次律師團會議,還是只有劉繼蔚律師,一個人負責苗栗地院四十件的關廠工人案。苗栗法官非常反對我們的主張,對移轉到行政法院不甚贊同。有位法官開完庭就直接向劉繼蔚表示,下一庭就要辯論終結,讓我們繃緊神經。萬一判決敗訴,就怕失利的火會從苗栗延燒到桃園,造成骨牌效應。於是,在庭期日,我們緊急號召關注此案的學生和社會人士,當天到庭旁聽。還好,法官最後裁定候核辦。

就這樣,年輕一代律師為關廠案被迫集結、串連。劉繼蔚隻身在苗栗,我們都是很菜的律師,面對法官的不友善,非常緊張。他一直慫恿我加入苗栗戰區。但依據律師法規定,要在當地執業,就必須加入當地公會,我當時僅加入新竹與台中的公會,因為關廠案又加入桃園律師公會,就是沒有加入苗栗的公會,最重要的是,加入的話必須繳納兩萬八千元。當時剛開始執業,根本沒有錢繳納這兩萬八。
有一天,劉繼蔚很神秘的說,「我已經有兩萬八,你可以登錄了!」我錯愕的詢問為什麼有錢。原來他媽媽在高雄大寮鄉開家庭理髮店,他原想向媽媽借,沒想到他媽媽為了關廠工人,竟願意出這筆錢。於是,我也和劉繼蔚到苗栗打關廠工人案。

正式開打之後,庭多到嚇死人,律師們常常台北、台中、苗栗、桃園四地跑,但多虧義務律師團出現,這些老媽媽們再也不必面對對造律師以及法官的壓力了。

當初勞委會是全面性提告,不僅告債務人,告債務人的繼承人,也告保證人以及保證人的繼承人。公共電視曾製作一集名為《無上限的被告名單》特集。描述關廠工人陳掌妹,已經得了癌症在做化療,勞委會發動的關廠戰爭,依然對瘦到剩下三十一公斤的她趕盡殺絕,非但對她提告,也告了當初替她擔任保證人的所有繼承人,因此除了她之外,有三十一名被告,年紀最小的兩歲,最長的九十幾歲。導致她帶著病軀出庭,而除了來自對方律師與法官的壓力,還遭到被告們的不諒解與咒罵,質問她為何不願意還政府錢,導致這麼多人被告?對陳掌妹這位勞苦一生、老闆卻惡意關廠落跑的工人來說,真是情何以堪?

不過,儘管我們主張關廠案是公法案件,實務上對此還是有所顧慮,畢竟法律圈內也有許多不同意見,我們必須強化這樣的主張。於是舉辦了第一次的關廠案研討會。

二〇一二冬天,在台大的研討會,邀請了台大公法學者林明鏘、林明昕教授,以及政大的公法學者林佳和教授,由我擔任主持人。會中林明鏘跟林佳和教授主張,關廠工人案就是一個公法案件,林明昕教授則認為是民法案件。關於法律問題的定性,原本就是會有許多不一樣的見解,唯有透過不斷研討、辯證,才能將問題的爭議點凸顯出來。
會中林明鏘教授說,國家發動的關廠工人案將關廠工人的生命,推向一個不可測的危機,然而,事實上勞委會下轄的七個勞動檢查處並沒有徹底實施勞
動檢查,才導致這些惡性倒閉的工廠沒有依法律規定提撥退休金,導致勞工在關廠後領不到退休金,因此勞委會應該有國家賠償之責任。而勞委會所給付的資遣費、退休金,正是為了履行此一公法上責任。並且本件的貸款契約,性質上是從勞委會所制定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而來,根據該要點,其所依據的就是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該條所規範的便是「津貼」,因此,林明鏘教授認為,本件性質上應該是公法事件。不久,他與林佳和教授便出具法律鑑定意見書,向法官表明如果有需要願意受法院傳喚,到法庭說明關廠案的法律定性。

之後,我們又曾在一個禮拜內,連續四天到台大法學院拜訪多位公法學者,包括曾任大法官、國內公法學權威許宗力教授。他聽了這案件,便認定為公法案件,更從憲法第一五三條出發,認為關廠工人案是一種具有「社會補償」 性質的津貼,同時答應擔任我們第二次研討會的主持人。

在王怡今律師、高烊輝律師的協助下,二〇一三年八月四日,關廠案在桃園舉辦第二次研討會,許宗力教授除了擔任主持人,還將他的見解整理出一份書面報告,他的「社會補償說」在關廠工人案中可謂至為關鍵,他更願意出庭向法院說明,何以他認為關廠工人案為公法案件。

我們很快的將許宗力教授的書面意見陳報送院,並且希望法院可以囑託他進行法律鑑定,及傳喚他到庭說明。許教授曾任大法官,又是國內公法學權威,此舉給法院造成不小壓力。也因為許宗力教授的力挺,我們在面對台中、苗栗等地法官的不友善時,似乎比較有了自信。
關廠工人案中的當事人大都處境淒慘,因為十五年來失業沒工作,受政府追討,怎麼可能會有錢還,更何況是加計十五年的利息。就如同林明鏘教授所述,國家告老工人的關廠案,是把這些工人推向不可測的生命危機。以聯福工人某阿嬤來說,其夫婿於被告任職聯福公司期間過世,獨子亦於二〇〇七年意外喪生,目前被告獨立撫養兩名國、高中的孫子,已屆七十高齡,為求溫飽,仍以拾荒、收取資源回收維生。她曾對我說:「律師,我也不怕被你笑,我也常撿拾餿水桶的食物來吃。」家中所用的棉被、衣物,也是她撿來的,每月收入僅約三千元。當年在聯福公司任職期間,時常日夜趕工踩縫紉機,雙腳受職業傷害,現今兩腿都裝了人工關節,早已不良於行。

「接到法院傳票,想到眼前的處境,常常騎摩托車到最後看不見路,無法再繼續騎,因為眼睛都被淚水模糊了。政府不是應該救濟我嗎,怎會來告我?」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應。

另一位八十多歲的林姓阿嬤,目前一人獨居,夫婿已過世,每月僅靠領取三千五百元的老人津貼度日,而被勞委會以民事訴訟求償的本金、利息、違約金共七十多萬元。她的保證人是她的婆婆,當時已九十多歲。從勞委會仍然同意她以婆婆為保人,可見勞委會根本不欲工人償還,否則豈有以九十多歲無資力人為保的消費借貸?又如安姓阿嬤,母女都是聯福員工,如今女兒罹患癌症於台大醫院化療中,安阿嬤年近八十,家庭收入微薄,並領有老人低收入戶津貼證明。如今母女均受勞委會追訴連本帶利償還。

這些又老又病又窮的老阿嬤們,勞碌一生,臨老又被政府告上法庭,幾乎都要走上絕路了,勞委會卻堅持不撤告。案情膠著,訴訟上沒有進展,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這些老阿嬤們決定在台北車站臥軌抗議。

然而,當晚許多旅客因搭車時間延遲,有些人竟破口大罵。

「你們要死,死遠一點啦!」

「開車!全部壓死!」

身為律師團的成員之一,悲憤交集。

臥軌之後,更多問題跟著來了。很快的,許多工運幹部和學生都收到台北地檢署傳票,罪名是刑法第一八四條的公共危險罪,刑度是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當天被告的有毛振飛等十二名,我、吳君婷律師與曾威凱律師擔任辯護人。檢察官希望隔離開庭,因此被告一個一個接著開,被告彼此並不知道他人的答話。我們坐在後方。
第一位進來的是毛振飛,他是桃產總理事長,已經為這些關廠工人奮鬥了十六年。檢察官告知罪名是公共危險,可以處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何人策劃臥軌?」

「我。」

「何人現場指揮?」

「我。」

「何人拿麥克風?」

「我。」

「最後有什麼補充?」

「希望由我來承擔所有責任。」

面對重刑,毛振飛面不改色,令人動容。

第二位進來的是林子文,也長期為此案奮鬥。

「何人策劃臥軌?」

「我。」

「何人現場指揮?」

「我。」

「何人拿麥克風?」

「我。」

「最後有什麼補充?」

「希望由我來承擔所有責任,不要起訴年輕學生。」

第三位進來的是吳永毅,也是希望能夠自己承擔責任。

在擔任刑事辯護人的經驗中,將責任推給共同被告是人的天性,如這些工人運動者,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行徑,實在相當罕見。這一天,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

到了五月,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決定在勞委會前進行絕食。絕食的工人裡,有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例如苗栗的林廷泉,手指因工殤而截肢,已經年近八十,問他為什麼要參與絕食,他說,「律師,我希望燃燒生命最後的餘燼,給其他的工人!」他是拿生命在拚搏。

但絕食將近兩百個小時了,工人們來到立法院,在立法院裡的勞委會諸公坐在這群絕食兩百小時的老阿公老阿嬤旁邊,他們在做什麼呢?

答案是吃便當。

行動結束後,工人們拖著虛弱的身軀回家,但關注此案的社會大眾卻越來越多,加入關廠工人律師團的律師也越來越踴躍,最後整個律師團已經有五十七個律師,加上工人運動者、法律學者、學生,每逢律師團開會,將近上百人參加。

而因為密集的開庭,到最後法院門口排班的計程車運匠大哥們,都知道我們是在幫關廠工人打官司。

有一回,我們一出法院,一行人又搭計程車要去火車站。到了火車站正要掏錢給運匠,沒想到司機大哥說:

「不用,免錢,我知道你們在幫這些工人打官司。」

我們想說這樣不好意思,於是當下上演了台灣人最熟悉的場景,互相把一百塊推來推去。

最後運匠大哥很生氣的把錢塞在我的口袋說:

「這是我對台灣的一點心意啦!你們知否!?」

我們只好收下。

「好啦好啦,你不要那麼兇啦。」

社會氛圍逐漸的在轉變中,令人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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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袂放你一個人:律師,永遠的反抗者
作者: 邱顯智
出版社:大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