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平庸:哈佛最具衝擊性的潛能開發課,創造不被平均值綁架的人生

2

我們的世界如何走向標準化

我被高中退學以後,曾在一間大型鋁沖壓工廠短暫工作,那是我進入職場的初體驗。上工第一天,有人遞給我一張小卡片,上頭鉅細靡遺地說明我該怎麼做我的工作,甚至規定我的手臂和腳部的動作。我從堆積如山的純鋁塊中拿起一塊,搬運到熾熱的沖壓機具旁。接著,把鋁塊送入機器,再擠出來時則變成L形或S形的柱狀體,就像在玩黏土一樣。我把柱狀體堆到棧板上,再按下一個按鈕,記錄我已經完成一個單位了(我的工資有部分是根據我沖壓的單位數量而定的),然後再衝回鋁塊堆那裡重頭來過。

我對這個工作印象最深刻的兩件事,一個是沒完沒了地重複著沖壓和奔跑、沖壓和奔跑、沖壓和奔跑⋯⋯另一個就是工廠裡的鈴聲,刺耳地提醒我的輪班時間。這是個缺乏人性的體驗。作為一名鋁工廠員工,我的個體性完全不重要。非但如此,正如同英國詩人賽波斯曾警告過的,我只不過是個「人類單位」—只是個統計數字,一個平均勞工。這不是偶然:整個工作場所都是依照平均主義的原則而設計的,他們假定可以藉由比較個人與平均值來評估、分派、管理他們。

橫掃全球的泰勒主義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初幾十年,最大的特徵包括一飛沖天的通貨膨脹、一蹶不振的薪資,以及一再爆發的金融恐慌。泰勒初進入米德威時,整個美國正處於他那一代最嚴重的經濟蕭條之中。勞工幾乎不會待在同一個崗位,工廠一年之內的員工流動率由一○○∼一五○○%都有。沒有人能理解工廠時代為何冒出這麼多新的經濟問題,可是泰勒坐上總工程師位子的時候,他深信自己掌握了真正的問題根源:效率低落。

泰勒主張新式電氣化工廠所浪費的人力實在太誇張,完全肇因於工廠組織勞工的方式。在泰勒眼裡,那種方式既笨拙又無用,最重要的是—很不科學。七十年前,工業革命剛開始,第一波大規模的紡織業、鋼鐵業和蒸汽動力業創造了社會劇變,促使凱特勒試圖藉由社會科學來解決新的社會問題。凱特勒成為社會物理學領域的牛頓。現在時間來到一八九○年代,擺在泰勒眼前的是新一代的經濟劇變,他宣稱唯有藉由工作的科學才能解決工廠時代的問題。換言之,泰勒打算成為工業組織領域的凱特勒。

他相信他可以採用平均主義的核心準則,亦即個體性無關緊要的概念,來按部就班地消除各行各業的效率低落。「過去以人為優先,」泰勒宣告,「未來則必須以系統為優先。」

必須以系統為優先

根據泰勒的想法,做任何製程都一定有「一種最佳方式」,而且只有一種,就是標準化方式。對泰勒來說,讓工人用自己的方式做事實在沒有效率。「聰明反被聰明誤,很多人太過放縱自己的發明能力。」泰勒在一九一八年的一篇雜誌文章中提出警告,「讓一個『平均人』動手開發一台標新立異的機器,或新方法,或新製程,去取代原本已經很成功的機器、方法、製程,簡直完全沒有道理。」美國工廠張開雙臂接納泰勒的標準化原則,不久之後便張貼工作守則、印製標準作業程序手冊、發送工作指示卡,無所不用其極地展示該怎麼把事情做好。一度被尊為創意工匠的勞工,如今被貶為機器人的角色。

當今現代企業中施行的標準化方法,其形式幾乎和泰勒最初的提案毫無二致,我在鋁沖壓工廠便切身體驗到那種形式。由於那才是我第一份全職工作,我還以為那種去人性化的苦差事只是猶他州那一間公司的特例。我很快就醒悟到我想錯了。兩年後,我找到一份大型信用卡公司的客服代表工作,可以坐在舒適的旋轉椅上吹著辦公室的冷氣。感覺上這份工作應該跟我在工廠那份工作截然不同。非也。再一次,我的角色完全是由泰勒的標準化原則塑造出來的。

主管給了一份講電話用的詳細劇本,還叮囑我千萬不可以脫稿演出。只要我正確遵照劇本,一通客服電話的時間照理會落在平均值範圍內,我的工作表現便是由每通電話的時間而定的。如果超出了平均時間,我的螢幕會開始閃紅光。我的心思不是專注在通話品質上,而是確保我能盡快按下停止通話鍵。我每講完一通電話,電腦都會更新我的平均通話時間,也會顯示我和團隊平均的比較結果,我的主管自然也看得到。要是我的平均超出團隊平均太多,我的主管就會來找我「聊聊」,而他也確實找過我,還不止一次。如果我的平均一直居高不下,他就會炒我魷魚。當然,走到那步田地之前,我已經先辭職了。

接下來幾年,我做過零售業、餐飲業、銷售業和工廠的工作,而在各式各樣的職場中,我的工作始終根據泰勒「必須以系統為優先」的信念而標準化了。每一次我都是機器裡的一顆齒輪,毫無機會表達個人的主動或肩負個人的責任。每一次別人都期待我盡可能符合平均值,或是和大家一樣,只是更好。更糟的是,當我抱怨這些工作不把我的人格特質當一回事,害我滿心的無助與枯燥,別人還經常會罵我太懶惰或太缺乏責任感。在標準化的系統中,個體性毫不重要,而這正是泰勒的初衷。

管理者的誕生

標準化引發了一個懸而未決的重要疑問:該由誰來制定主宰某間公司的標準呢?泰勒堅持:絕對不是工人。他主張公司應該取走勞工手上所有的企畫權、控制權、決策權,移交給名為「策畫者」的新階層,他們會負責監督工人,並且判定何者為讓企業程序標準化的最佳方式。泰勒採用一個近來新發明的詞彙來形容這樣的新角色:「管理者」。

泰勒也建立了公司角色的基本分工,這種劃分方式很快就成了我們現代職場的基本模式:管理者負責推動營運,員工則負責實際工作。以泰勒的時代來說,所謂的員工主要指的是工廠的工人,但是時至今日,員工的角色五花八門,包括行政助理、抽血員、飛航管制員、電機工程師,以及藥物研究員。泰勒在一九○六年的一場演講中,解釋了他如何看待勞工和管理者之間的關係:「在我們的體制中,我們不要求員工積極主動,我們根本不要他們積極主動。我們只要求他們服從我們下達的指令,遵照我們的吩咐,而且迅速確實。」一九一八年,泰勒進一步推行這些想法,向滿腔熱血的機械工程師灌輸類似的建言:「天天、月月、年年,每個人都該反覆問自己兩個問題:一、我現在是替哪個人做事?二、這個人要我做什麼事?首要之務應該是照你的上司喜歡的方式為他做事,而不是照你喜歡的方式。」

美國橡膠公司、國際收割機公司和通用汽車都是率先採用科學管理原則的公司。泰勒主義也應用在砌磚業、罐頭業、食品加工業、染布業、裝訂業、出版業、平版印刷業和鐵絲製造業,然後又擴展到牙醫業、銀行業和旅館家具製造業。法國的雷諾公司將泰勒主義應用在製造汽車上,米其林公司則應用在生產輪胎上。羅斯福總統的國家規畫系統顯然是以泰勒主義為模型。到了一九二七年,科學管理已經廣為流行,國際聯盟的一份報告直稱它是「美國文明的一項特徵」。

時至今日,科學管理仍是每個工業化國家最主要的企業組織哲學。當然,沒有一間公司樂意承認,因為在很多圈子裡,泰勒主義都沾染上了類似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這種不光彩的隱含意義。然而當今世上有許多規模最大、地位最高的企業,依然是以「員工的個體性不重要」這樣的組織理念在運作的。

這一切都導向一個超越泰勒主義的大哉問:如果你的社會是以分割「符合系統的勞工」與「界定系統的管理者」為前提而存在的,那麼這個社會該如何決定誰能當勞工、誰能當管理者?

教育工廠

為了教導學生成為可以「完美地」執行產業工作的勞工,泰勒主義者開始著手重塑整個教育體系的結構,以符合科學管理的中心主旨:以平均值為基礎,將所有事物標準化。全國各地的學校都採行「蓋瑞制」,這個名稱源自印第安那州一座工業化城市:學生按照年齡(而不是表現、興趣或性向)分組,各組學生輪流接受不同的課程,每堂課都切割為標準化的時間長度。學校設置校鐘來模仿工廠的鈴聲,好讓學生為將來的職業生涯作好心理準備。

泰勒主義派的教育改革者也為教育界引進了新的職業角色:課程規畫者。這群規畫者以科學管理為模型,創造了牢不可破的課程計畫,藉此主宰學校中的一切事務,包括要教學生什麼內容、怎麼教學生、課本應該怎麼編、該怎麼給學生評分。隨著標準化的浪潮席捲全國的學校,學校董事會很快採行了上對下的階級管理制度,彷彿是泰勒主義管理結構的翻版。他們把執行企畫的角色分配給校長、督學和學區總監。

到了一九二○年,多數美國學校已根據泰勒主義式的教育方針安排,將每個學生視為平均學生,提供標準化教育為目標,毫不考慮背景、能力或興趣。一九二四年,美國記者孟肯針對教育體系的現狀作了個總結:「公立教育的目的不是啟蒙教化,只是盡可能把最多的個人抑制到同樣的安全程度,要培植和訓練一群標準化的公民,要打壓異見和創意。那就是美國的教育目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教育目的。」

換言之,美國的學校是凱特勒的忠實信徒,他們的課程與教室都是設計成適合平均學生、塑造平均勞工用的。儘管如此,有一個人卻覺得教育界的泰勒主義者還沒有把平均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說來彷彿詭異的對照組:正如同高爾頓曾先是擁護凱特勒對「平均人」的看法,繼之又加油添醋,以區隔社會中的高等公民及低等公民。愛德華.桑代克也先是擁護泰勒對標準化的想法,接著改造論述,區隔學校裡的高等學生和低等學生。

困在教育迷宮裡的天才

我和其他無數學子一樣,在制定未來的志向時,深深感受到桑代克式的評等制所帶來的壓力。我在高中時參加了一項標準化大學性向測驗,多數的美國大學都用這項測驗的結果當作入學標準。桑代克一定會愛死這項測驗,因為它不只會回報你的等級,還會利用等級來預測你在各所大學的表現(如果你選擇就讀那所大學的話)。我很努力想忘掉測驗結果的所有細節,但記憶的蛛絲馬跡仍縈繞不去,就像創傷事件後留下的痛苦殘影。我的分數讓我落在高爾頓會稱之為「庸才」的區間,而測驗報告告訴我,根據我的分數,我在韋伯州立大學(位於猶他州奧格登的一所開放招生制學校)得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只有令人洩氣的四○%。但是比起我在第一志願楊百翰大學拿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區區二○%,前者仍然略高一籌。

我記得自己讀著這樣的預測結果時,有種萬念俱灰的沮喪。畢竟這些印在工整欄位裡的百分比數字,散發著數學的嚴肅權威性:我感覺單單這一場考試就掂量了我身為人的所有價值,而結果顯示我是很貧乏的。我的初心是以為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工程師或神經學家,但省省吧,那是多麼愚昧的妄想啊。那場測驗凝重地宣布,我最好習慣當個平均人。

時至今日,桑代克執著於等級而建立的教育迷宮,把每個人都困在高牆之內—每個人指的不光是學生而已。每學年終了時,教師要接受行政人員的考評,得出的等級結果要用來決定升遷、懲罰和任期。學校和大學本身也要接受好幾份刊物的評等,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他們非常重視學生的平均測驗分數和GPA,而這些等級能決定準大學生將會申請哪些學校,以及他們願意付多少學費。企業會根據求職者的成績和母校排名來決定是否雇用,而這些企業本身有時候也會被評等,評等的根據是他們的員工中有多少人擁有高等學歷、念過知名大學。以整個國家為單位的教育體系也要接受評等,評等的根據是他們在國際標準化測驗(例如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簡稱PISA)中的全國性表現。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系完全以桑代克的理想在運作著: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現今名嘴、政客和行動派不斷疾呼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分崩離析,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過去一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臻於完美,運作得就像上足了潤滑油的泰勒主義機器,榨取出每一滴效率,成就最初始的目標:有效地評等學生,將他們分派到社會上的適切位置。

充滿類型和等級的世界

在大約五十年的期間內—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四○年代—我們整個社會制度都拿平均值來評估我們。在這段轉變期內,企業、學校和政府都逐漸採納了「系統優先於個人」這個指導性的信念,進而根據我們每個人的類型或等級來開放機會給我們。現今,平均觀時代的勢頭仍如日中天。在二十一世紀已邁入第二個十年的現在,我們每個人受到評價的根據,仍是我們有多接近平均值,或是我們能夠超越平均值多少。

然而,職場的泰勒化,以及學校採行標準化和評等制並非全然的惡。當社會懷抱平均主義的時候,商業蓬勃發展,消費者獲得價格更合理的產品。整體而言,泰勒主義提升了社會的薪資,可能比起過去一世紀以來任何經濟發展都幫助了更多人脫離貧窮。由於大學申請者和求職者被逼著參加標準化測驗,走後門和裙帶關係這類陋習受到遏制,來自弱勢家庭背景的學生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追求更好的人生。儘管桑代克的菁英論惹人非議,他相信社會應該把資源撥給高等學生,排除低等學生,但他也認定在判斷某個學生是否該獲得機會時,不該將財富和家世考慮進去(不過話說回來,他又把不同程度的智力、才能歸因於種族差異)。桑代克協助建立的課堂環境,將數百萬移民培育成美國人,還將擁有高中文憑的美國人比率從六%提升到八一%。總體而言,橫掃美國社會的平均主義體系無疑帶來了相對穩定而富足的民主制度,可謂頗有貢獻。

不過平均主義也確實讓我們付出了代價。正如同「諾瑪相似度競賽」,社會也驅使我們去符合某種狹隘的期望,好在學校、職場和人生裡順遂如意。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更精確地說,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只是更優秀。資優生之所以被定義為資優,是因為他們參加了和其他人一樣的標準化測驗,只是表現得更出色。王牌求職者之所以搶手,是因為他們具備和其他人同質的資格條件,只是更傑出。我們已經失去了個體性的尊嚴,我們的獨特之處成為成功之路上的負擔、阻礙,甚至是不幸的亂源。

我們活在一個不管是企業、學校或政客都強調個人很重要的世界裡,可是一切制度又都顯示系統總是優先於你個人。員工為公司賣命時,會感覺自己被視為機器裡的一顆齒輪。學生拿到的考試結果或成績,會使他們灰心喪志,覺得夢想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我們在職場上和學校裡,總是被告知只有一種正確的做事方法,而假如我們採取不同的做法,別人經常會說我們誤入歧途、想法天真,或直接說我們犯了錯。有太多時候,「表現優異」的優先順序並不會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但我們希望別人看見我們的個體性。我們想生活在能做自己的社會裡,我們想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學習、成長、求進取,而不是必須改變自己去吻合人為的標準。這種想望引起一個超級重要的疑問,也是貫串本書意旨的疑問:一個堅信只能參考平均值來評估個人的社會,怎麼可能營造出理解和駕馭個體性的環境?

 

 

終結平庸:哈佛最具衝擊性的潛能開發課,創造不被平均值綁架的人生
The End of Average: How We Succeed in a Wolrd That Values Sameness
作者: 陶德‧羅斯
原文作者:Todd Rose
譯者:聞若婷
出版社:先覺